人事档案已经可有可无？
新闻背景：“弃档族”挑战人事管理制度
人事档案在劳动者的就业和职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近年来处理丢弃的人事档案，已经成了相关机构一项繁重的负担。
最近，北京市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中心通过网站，对失去联系超过5年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进行公示。记者在该网站上看到，公示的档案，仅北京市市区的就超过5000份，若再加上各区县，此次公示的档案份数超过3.5万份，规模堪称庞大。
另据报载，仅仅在目前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代管的5万余份人事档案中，就有1.5万份被遗弃，最长的已有近10年无人理睬。另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60万“弃档族”。
曾经维系着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如今也遭到被遗弃的命运。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对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人事档案制度提出了挑战……
随着传统人事制度的变革，人才流动日益频繁。记录个人成长历程，似乎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的作用如今渐渐被淡化，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员将档案“甩”在人才交流中心，或者干脆“揣在自己身上”。
现在北京宣武区一家酒店做部门经理李刚强，对自己的档案交了两年的代理费后就一直再没有理会过。他讲述了弃档的经过：
“毕业那会儿，还觉得户口还很重要。于是先落下户口，放好档案。但后来逐渐觉得档案对自己没什么用，因为商业社会谁还会去看你的档案，考察档案不如考察现实的人，只要你有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谁管你档案里得多少分，是优是良。”
在北京，像李刚强这样认为档案没什么用而遗弃档案者还不是少数。这些非户籍人口是被北京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巨大张力吸引过来的。
他们并没有发生户口迁移，因此记录着他们从中学开始的不同时期工作轨迹的档案也被尘封在内地的某个角落，并不被人记起。
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的马小南2005年从湖北武汉来到北京，这些年他每年回家探亲的时间都企图把档案调到北京，但却始终没能如愿。
提起这事儿，马小南一脸的无奈：“异地调档，手续繁杂。各地区规矩不一，工作人员常常是爱搭不理，事先电话咨询不给说全面，到时候说你差这个，缺那个，这个对不上号，那个不合格。”
现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的王炎炎已是弃档一族，对自己的调档过程，王炎炎更是感触颇深：“为调档没少花精力，被折腾来折腾去，也许工作人员确实是工作认真，但我们远离故土生活工作已经是疲于奔命，那有那么多时间去弄档案呀。”
如今，档案已不再是困扰人才流动的问题，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在用人时更多地注重个人的实际能力，而不是过多依据档案记录。重实际能力不重档案记录，这一方面促进了人才流动，一方面也影响了个人在流动或工作转换中由于档案转递手续繁杂而放弃档案。
于是出现了有的人离开原来所在城市多年，工作地点换了好几次后，档案放在哪里自己都搞不清，还有的干脆自己保管，严重违反了档案管理制度。
许多人认为，无论档案放在哪里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反倒不如自己手里省心，有什么事情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完成了。
从四川成都来北京工作已经三年的李跃升，这一阵正在某大学报考专升本，在学校要求提供大专毕业成绩单时，她从书包里拿出两个档案袋，取出成绩单复印后交给老师。“我的档案从大学毕业一直在自己手里，基本没什么用，也没人过问。你看许多档案在外地的同学因无法尽快提供成绩单失去了机会。”李跃升得意地说，“到时候，本科毕业再把成绩单、毕业证、学位证也放进去，没什么不好。”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工作岗位与人事档案之间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自己揣着，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得不到保障，同遗弃档案没什么两样。
近年来，一些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将档案留在了学校，甚至一些自谋出路找到了工作的毕业生也置档案于不顾。按照有关规定，学校最大权限代为保管1－2年，然后只能根据学生原户口所在地将其档案寄往当地人才市场。如果在两年内，无人对此问津，这些档案将被转到人才流动管理处托管。
除了被大学毕业生遗弃的档案外，大量流动性人员的“无主”档案的数量也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市人才中心代管的档案中，近十分之一档案的主人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对自己的档案不闻不问了。
现在某文化公司工作的李军说，他根本就搞不清自己的档案现在在哪里。在广州读完大学后，李军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媒体，档案则扔在了学校。一年后，他辞职来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半年后，他就任现在工作的文化公司项目部经理。和一些因为顾及档案而被“困”在并不喜欢的单位中混生活的同学相比，李军认为自由有了更好的保障。
提起“李军们”不被档案束缚手脚的洒脱，今年65岁的原大兴区某企业的技术能手李国忠说，在20年前，一个人抛下自己的档案不管不问，然后去“云游四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因为在那时不管你想去哪里，必须有档案如影相随。那时，尽管他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却都知道档案的关系重大。单位如果不放你走，扣住档案就扣住了你的一切，想用你的单位也无计可施。
面对两代人在档案面前不同的经历和选择，业内专家一致认为：档案对人的“决定性”作用的弱化，是社会生活中可知可感的重要进步。而无人问津的被遗弃档案的出现促使人们对原有的人档关系、人事制度不得不进行重新审视。
同时，也从深层表明了人才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转变。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原有的“人档不分”的管理制度，恰恰阻碍着生产第一要素的流动。
丁若然现在是哈尔滨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三年前，他还是一百公里外一个乡里的青年干部，由于实在不喜欢在从政的道路上走下去，于是丁若然“弃政从闻（新闻）”，来到了哈尔滨。像他这样到哈尔滨工作，是没有哈尔滨户口的，虽然你可以天天免费去太阳岛，但却不能“享受”哈尔滨人的许多“待遇”。
一年多前，哈尔滨在人才引进上有了政策的“松动”，比如，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将控制人员入哈尔滨的“人控办”改名为引进人才的“引进办”，这事儿当时引起的反响是很强烈的。有一天丁若然忙里偷闲去“看看”，打听一下像他这种人有没有可能被引进。工作人员告诉他：“你不属于我们哈尔滨引进的人才。”
好在从到哈尔滨做见习记者那天开始，丁若然就没指望自己做为人才连户口都能“进入”哈尔滨，否则，听了那样的“回答”岂不当场晕倒？
除了无户口化生存，丁若然还无档案化生存，他的档案扔在老家。过去把干部档案弄得神神秘秘，说是什么“生命线”，丁若然现在倒干脆，老早就远离它了。今年年初，丁若然跳槽到另一家报社工作，报社在给他定基本工资时，希望他能拿到档案，至少“关键内容”也有个“复印件”。丁若然给老家那边的组织人事部门打了无数次的电话后，费尽周折，弄来弄去，才弄来一页“复印件”。
同时，丁若然还无职称化生存。丁若然大专毕业时，留校工作了若干年，曾得到一个“助教”的初级职称。后来调到机关工作了多年，机关是不评什么职称的，所以他老早就没有职称了。报社希望丁若然把原来大学里用的助教职称转评为媒体序列的职称，“这样才能派上用场”，被他“婉言谢绝”了。
丁若然倒不是跟他的早就成了大学教授的同学相比觉得自己职称的“落后”，而是实在对“要在本行业从业多少年”、“要通过什么考试”才可以参评什么级的职称等等规定十分不感兴趣。没有职称不也是照样活着、照样干着？丁若然说：“以写作和编辑为生涯的人，是靠真水平生存的，而不是靠职称生存的。”
最后，丁若然这样总结他的生活：“我发现，把户口、档案、职称这些依附之物全抛开，真是一身轻松，可以更专注于工作、学习与写作，我称这是‘删繁就简’的人生……”
那么，如此之多的“废档”究竟从何处而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弃档”现象？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门研究我国人事档案制度的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陈潭教授。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需要清理的人事档案，劳动者抛弃档案反映出什么样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
陈潭：首先要清楚，人事档案制度是一个国家致力于稳定、秩序和有效管理所实施的公共人事政策派生物。出现大量需要清理的人事档案，实际上就是因为人事档案制度处于"旧政策失效"的一个过程中，而人事档案制度失效的原因是复杂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需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力资本的流动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必然。人们目前的择业模式已经由过去单一走向多元，自谋职业成了普遍趋势，对物质待遇、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的强调已经超越了户口和档案的限制了，不再“惟档案是尊”，这是整个社会对于市场运转的一种自我调控，而由之引发的大量“弃档”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人事档案的不客观纪录现象的发生，杜绝了个人生活被他人主观操纵的可能性，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公众理性的选择。
记者：人事档案制度的确立对劳动者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原始意义是什么？
陈潭：从就业来看，在单位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盛行的时代里面，档案是护身符，标志了个人的学历和对于工作的胜任能力以及对历史、政治问题的明晰交待等，这些符号促使单位在录用或者选择工作者的时候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参考人事档案。
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人事档案制度在社会保障范畴更多扮演的是“俱乐部门票”的角色。在中国人事档案初建时，在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中，享有单位的干部、工人以及未来享有单位编制的文化程度较高的高中以上学生都建立了人事档案。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有档案，就有户口、有单位，就能够在具有“俱乐部产权”性质的单位里“吃国家粮”、享有公共品和福利分配。
记者：时至今日，人事档案的这些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么？
陈潭：目前许多声音都集中在对于现行人事档案制度的批判上，在没有出现剧烈裂变的状况下，现行制度在某些方面是存在可取性的，不能莽撞一味批判。我们注意到人事档案制度的肇始本源就是描述性的记录文本，那么对于人事档案的改革方向也应该是使其回归忠实记录的本源，使其真正的成为社会公平的保障。
人事档案是一个对个人经历的记录文本，本身不具备执行力，因此人事档案制度本身其实不具备有职能性。所以，人事档案的基本功能——描述与记录的功能，将得到继续地执行，因为严密的组织和系统也需要有完善的人事记录方法。而由其衍生出来的与就业、社会保障相关的职能，应该被逐步地淡化。这也是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走向更加公平，更加务实的必经之路。
记者：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陈潭：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已日益式微，它的继续存在将造成中国稀缺性制度资源的严重流失。通过借鉴国外有效的管理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人事档案制度的契约化、电子化、社会化和法制化已然成为政策转轨不可或缺的路径依赖。
